张鷟（zhuó，音卓），字文成，自号浮休子，深州陆泽（今河北深县）人。唐高宗调露初年（679年）登进士第，为岐王府参军，屡试皆甲科，大有文誉，出任宁州襄乐县尉。开元时，官司门员外郎。生卒年代不详，鲁迅考为约660—740年，就是说，生于唐高宗显庆五年，卒于开元二十八年。

张鷟少年时，璁警绝倫，书无不览；待成，下笔敏捷，言词诙谐，著述颇多，天下知名，无贤不肖，皆记诵其文，所作大行于时。时人称赞他，“文辞如青铜钱，万选万中”，因此称张鷟为“青钱学士”。新罗、日本、东夷诸蕃，尤重其文，每遣使入唐朝，皆争相购置他的文章，张鷟是一位颇有国际影响的唐代文学家。

他用骈文写的传奇小说《游仙窟》，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，自叙奉使河源，途经神仙窟，投宿某大宅，受到女主人十娘和五嫂的柔情款待，宴饮欢笑，以诗相调，宿一宵而去。小说中的“仙窟”，实际是指妓馆，表现出士大夫狎妓享乐的腐朽生活。但在表现形式上，作者受当时变文的影响，采用骈散夹杂，间用民间俗语、谚语，因而显得文字繁褥华艳，语言调笑万端。《游仙窟》在国内久虽已失传，但从唐开元年间起，即已流行日本，对日本文学的发展，起过一定的影响。清朝末年，此书方重传回中国，书中题曰：“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引《桂林风土记》云：“鷟弱冠应举，下笔成章。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尉。”可见，《游仙窟》属於张鷟青年时代的作品。

盛唐时期，国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又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，人口众多，经济繁荣，茶肆、酒店、旅馆、邸店比比皆是。大雁塔是新取进士登眺题诗之处；曲江池是官僚、文人休闲览景佳地。在纵横棋布的街坊偏避小巷之中，时有操神女生涯的妓女行踪，她们招客于曲巷深宅，调笑饮宴，迎奉伴宿，时人称之为“游仙”。在唐人传奇中，如《霍小玉传》、《任氏传》、《李娃传》等，就从不同角度，表现了长安城妓女们的爱情遭遇及凄凉处境。

《游仙窟》的艳遇故事，也可能是张鷟少年时代某次风流艳遇在小说中隐晦曲折的反映，不过托词遇仙罢了，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讲门阀、重士族的唐初政治生活中，一个初入仕途的青年才子，不写歌舞昇平、修身齐家治国的大文章，竟敢冒正人君子的非难，偏偏却要写出一篇自己夜遇仙女宿妓调笑的色情小说。所以，《唐书·张荐传》中称他“性燥卞，傥荡无检”，罕为正人所遇，宰相姚崇尤恶之。“开元初，御史李会交劾鷟多口语，讪短时政，贬岭南。”《唐书》给这位才气纵横的青钱学士，扣了两顶“政治帽子”，一顶是“性燥卞，傥荡无检”，就是说既没修养又行为不检，思想品质有问题，不但正人君子不理他，更被历任武则天、睿宗、玄宗的“三朝元老”宰相姚崇所憎恶。他得罪了《唐史》中被誉为贤相的“三朝元老”，这就决定了张鷟一生中的政治生涯的坎坷不平。所以一个“天下无双”的甲科进士，也只能任个县尉之类的地方小官了。张鷟的文章虽大行一时，驰名韩日，但在国内反而默默无闻。《唐书》中无张鷟专章的列传，而是把他附在孙辈张荐列传的前面，史载甚简略，且毁誉兼之。除了对他的人身攻击外，对他的作品也贬之为“浮艳少理致，其论著诋消芜猥”云云。

另一顶政治帽子，就是“多口语、讪短时政”，也就是常攻击武则天的“革命”和她的文武大臣及朝野之事。这点据张鷟在《朝野佥载》中所云：武则天还算肚量大，笑而不理。但是那些主管监察纠弹的御史们，却一直抓住辫子不放。到开元初“澄正风俗”时，御史李全交终于找个事故纠劾他，“言鷟语多讥刺时，坐贬岭南。”当然，这一突如其来的处分，一定遭到很多人评议，他们都很关心这位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这时的不幸处境，“刑部尚书李日知奏论，讼斥太重，乃追敕移于近处。”又如武后时唐室中使马仙童，后来在战乱中身陷东突厥族默啜部，其族首领默啜可汗就责问这位被扣的武后亲信：“张文成在否？”“国有此人而不用，汉无能为也。”就是说：“唐不能重用张鷟，可见其无能矣，因而，张鷟”旋得内迁，终司门员外郎。“大约死于玄宗开元年间。张鷟的作品，除传奇小说《游仙窟》外，尚有笔记《朝野佥载》和判牍《龙筋风髓判》。

“讪短时政”，算是说到张鷟一生坎坷的实质。从张鷟的《朝野佥载》一书记述的内容来看，作者确实对武则天时期的朝政颇多讥评，书中通过对许多同时代人的遗事记述，虽则篇幅短小，却处处显露出作者非凡的机智和谐趣，对现实中的人和事，褒贬美刺毫不留情，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、一吐为快的豪爽性格。《唐书》中所云“性燥卞”、“浮艳少理致”，从《朝野佥载》所写的内容来看，殊不尽然。现试举几例如下：

武则天晚年，宠用面首张昌宗、张易之兄弟，两张不学无术，仅以年青貌美侍奉武后而得宠，骤任高官要职，趾高气扬，干预朝政，请抚无不从。张鷟则记述曰：“天后时，谣言曰：‘张公吃酒李公醉’。张公者，斥易之兄弟也。李公者，言李氏大唐也。”讥讽武后，直书不讳。

武则天为了广揽人才，她创立“自荐”和“试官”制度，在各阶层中广泛罗织人才，结果使“天下残明经、进士、及下村教童蒙博士，皆被搜扬，不曾试练，并与美职。”未经考试“起家至御史、评事、拾遗补阙者，不可胜数。”张鷟为谣曰：“补阙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，把椎侍御史，椀脱校书郎。”不但讥讽武后用人较滥，诙谐泼辣，并以作者自己的名字《张鷟》为题目，记入《朝野佥载》。

其次，张鷟也记述了当时许多文臣武将的“实录”。其中有得钱卖官的吏部侍郎，有依势凌辱妇女的殿中侍御史，有酷虐如鬼，钩人脑食人肉的剌史，也有畏敌如虎，自锁櫃中的武将……张鷟用锐利的笔锋，入木三分地揭掉这些明君贤臣、文武群僚的神圣外装，勾画出封建社会中一群酷吏、赃官、假君子、告密者、无耻小人等社会群丑图来，使我们清楚地看出“则天革命”前后，唐代政治风云中的行行色色，记正史中不敢记，录正史不敢录。因此，《朝野佥载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治掌谨严的司马光在编写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就作为唐史资料收入书中。

综上所述，张鷟确实是个文笔敏捷的“青钱学士”，他在宁州襄乐县任县尉时，所作的传奇小说《游仙窟》被新罗、日本使者“出金宝购其文”，此书留传日本，并赖日本得以保存，1000多年后《游仙窟》复又从日本传回祖国，诚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。书依人传，地赖书载。《游仙窟》中“宁州襄乐县”题名，尽为中外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所注目，则“青钱学士”张文成之功矣。

（供稿：李忠信 米占宏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