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县地区的租佃关系及形式主要有：

一、定租，也叫死租。每年每亩交租数量言定后，承租人不管收成好坏，都要如数交清，租额根据土地定量，有如下几种：上上地，特别好的河川地和平坦原地，每年每亩至多麦租1 斗，如交秋粮则为2 斗。上地，每年每亩至多麦租八升，如交秋粮则1 斗6 升。中地，次原地和河川平台地，每年每亩麦租不下5 升，或秋租1 斗。下地，指山洼地、沟地，每年每亩麦租4 升，或秋粮8 升。

二、活租，也叫伙种，即指地分粮。地主出土地和籽种，其他均由佃户承担。粮食收入分配，有生分和熟分两种。收割后在地里带柴草分配叫生分，打碾后在场上只分粮食叫熟分。在分配比例上有“四六”分的（主四佃六），有“三七”分的（主三佃七），也有对半分的。

三、包山租，一片地不言亩数，地主和佃户言定每年租子数量，租额不准增加。这种租佃形式往往出现转租，即承租者又把土地转租于他人，从中取利，本地把这种承租又转租的人称“二道毛”。

利息形式主要有：

一、放麦还麦。放麦加五，俗称“加五合子”，即当年放麦1 斗，来年麦收后本利共收麦1 斗5 升。

二、放杂粮还麦。即当年放杂粮1 斗，来年麦收后收麦1斗。

三、借钱还麦或还杂粮。

四、放盐帐。如借500 元钱，每月给20 斤盐的利息。

五、短期高利贷。百元每集（指集市）得利30 元。每月6 集，每百元得利180 元。

由于地租和高利贷盘剥，大部分农民虽终年辛勤劳动，但所得无几。“借着吃，打着还，跟着碌碡过个年”，便是一般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减租减息的政策，因土地革命与否而不同。减租减息前，宁县经过土地革命（经苏维埃政府登记备案，或在地里插了牌子）的地区，包括新宁县第一区的三、四、五、六乡，第二区的一、二、三、四乡，第三区三乡的两个村（巴原和黑池），四乡的一个多行政村。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，包括新宁县第三、四、五区及友区的全部。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，多系农民与农民，农民与原先地主的地权纠纷问题。在这种地区的政策是保护农民的既得利益，对地主亦设法使其有必须数量的土地耕种，以照顾其生活。从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则实行减租减息，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，改善农民生活，增强抗战与保卫边区的力量。同时又实行交租交息，照顾地主利益，并确保其地权。

宁县友区虽有八路军驻防，但国民党政权仍然存在。因此，这些地区，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、农会等团体和驻军对减租减息作了一般宣传，并未真正实行。

新宁地区的减租减息大致可分三个阶段。

民国30 年以前为第一阶段。这一时期实行对半减租，即在原租额的基础上减少一半，并在新宁县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这一减租率。盘客等几个建立较晚的区则实行“四六”租（原租1 石交租6 斗）。这是在该地区成立政权时群众大会上通过的。这一阶段由于干部和群众中存在某些疑虑，迁就地主，各地普遍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现象。如五区四乡55 家佃户，租种土地2034 亩，在民国29 年至民国31 年的3 年间，按“四六”减租率，多交租子92 石5 斗4 升。因此，减租减息政策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。

民国32 年至民国33 年为第二阶段。这是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阶段。新宁县政府发动群众，对进行假佃、假卖、倒地夺佃、明减暗不减的地主进行了斗争，清除了减租法令颁布以来多收的租子，保障了佃权。地主退出民国30 年至民国32 年多收的租子4 99石2 升。

民国34 年以后为第三阶段。这一阶段主要是查租保佃、继续贯彻减租减息政策，巩固和发展减租减息成果。

（选自《宁县志》·政治志·民主革命纪念事）